过去10年，每年9月，世界各地的电视台买家、发行商、跨国制片人与基金会都会汇聚台北，参加CNEX华人纪录片提案大会（CCDF）。
作为华语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提案平台，10年参加CCDF的项目共有1097件，其中，有185个项目成为入选提案。截至2018年，入选提案中已完成和制作中的影片共有149件。
许多华人纪录片创作者在CCDF获得支持，得以完成作品，乃至在海内外发光发热。比如，杜海滨的《少年小赵》、张赞波的《大路朝天》、范俭的《摇摇晃晃的人间》、黄惠侦的《日常对话》等。
5月15日，CCDF-11提案将结束征集，不久一大批纪录片人又将会聚集台北。此前，凹凸镜DOC在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采访了CNEX联合创始人蒋显斌先生。
蒋显斌先生在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
2010年他有感于华人社会充满人文关怀的动人题材以及能量勃发的创作者，缺乏接轨国际纪录片产业的平台，为推动纪录片的产业化，创办了CCDF。
CCDF的入选标准是什么？过去10年他们遇到什么困境？两岸三地纪录片选题的不同特点是什么？以下是对蒋显斌先生的采访。
凹凸镜DOC：2019年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提案的情况如何？蒋显斌：比较多元，有一些比较资深的导演，比如周浩，还在持续创作。有四五位年轻导演，也有系列片，也有概念先行的。我从中看到很多蛮亮眼的作品。凹凸镜DOC：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次的提案项目，集中在“老少边穷”。蒋显斌：每一年提案作品的选题都是无法控制的。纪录片不是命题作文，相对野生一点。纪录片拍摄“老少边穷”，其实常年都是这样，这是“主旋律”，就看你在里面看到什么？以前都是就苦论苦，现在我觉得从里面找到了一些更人性的故事，这是很有意思的，而不是博取同情或呼吁大家关注。当然，有时候拍一个普通人，可能不容易出彩，所以导演喜欢把目光投向特殊人群。蒋显斌：其实不止中国的纪录片是这样，国际上纪录片选题也有类似情况。很多故事片的开头主角也是“老少边穷”，最后才有故事曲线，走到康庄大道。纪录片如果去拍白领阶级或者尖端人物，首先他们不一定愿意被拍摄。当你在社会上位置越高，通常就会越多选择，反而老百姓的生活，比较愿意敞开。资深的导演可以去挑战一下高端人物故事，对于个体创作者来说，第一部作品基本都是拍身边的故事。凹凸镜DOC：之前我们也在聊纪录片中的公共议题似乎越来越少了，你觉得是这样吗？蒋显斌：我没有特别从这个方面去想。我觉得这是大的氛围，导演自己也会有题材选题。其实，10多年来很多公共议题纪录片都是从人物故事切入的，很少有直接论说的。大家必须要做一些处理，探讨不能那么直接，但是用影像来关注社会，这个是不会改变的。我觉得很多从家人开始拍摄的影片也是很好的，每个人家里都有故事，拍下来就是一个家庭影像资产。蒋显斌：我们有一个初选的评委会，基本都是两岸纪录片资深人士。他们一般从选题、人物、影像风格，以及导演的完成能力判断。另外，因为CCDF的选片人都比较国际性，所以我们还比较关注国际潜力，也就是选题能不能抵达华人以外，更远的地方。这十年的标准基本没变化过。蒋显斌：大陆的选题跨度比较大，台湾的没有这样。台湾会往人物的内心世界去深挖，台湾现在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很多地方其实是内心的斗争。大陆还有很多社会变迁的事，很外显。台湾还有很多性别议题，老龄化议题以及一些民主试验给年轻人带来的困惑。香港之前纪录片不算蓬勃，都是几个导演点状发展，他们关注教育、亲子关系、贫富差距，这几年他们的政治议题比较多。蒋显斌：我们比较少，这几年有过一两部。很多系列片都是媒体纪录片，都是媒体或互联网平台发起的，他们很少到外面筹措资金，内部就可以搞定。系列是计划性的创作，而独立纪录片作者是野生的。这个生态本身的存在主要是服务独立创作者。过去几年我们也希望收到一些好的系列片，但是投的少。这次在IDF有三部系列片子，在这些提案会里，牵扯资金比较大，千万级的，基本上能够对接只有平台。凹凸镜DOC：CCDF制作出来的已经有180多部作品了，但是只有一小部分抵达观众，会不会遗憾？蒋显斌：这个要等播映平台，以前靠碟片，现在碟片又不流行，现在主要看国外流通。很多平台还是以指标性的东西上线。我们也在学术圈内做传播，以前校园巡展是我们重要的环节，学校其实对很多题材是欢迎的，也比较包容。所以善用学校这个平台，让很多独立纪录片导演的作品走远一点。凹凸镜DOC：去年我们FIRST讨论纪录片群体似乎出现断层，从CCDF中能看出来吗？蒋显斌：我没有觉得是中断，我们提案是春种，提案完一般都要几年才能出来，所以最后的大小年是看秋收时候，从每年的电影节，媒体声量，院线票房等几个方面去论断。我们是前置指标，我们看到这几年提案的片子强，通常后面电影节的送件量也会高。我们跟电影节聊过，今年这么少，其实前几年收到的提案也少。凹凸镜DOC：CCDF走出的一批导演，他们似乎和之前一些导演不一样，似乎更职业化。10年也是一个节点，他们这些人有没有对行业有些改变。蒋显斌：杜海滨就是一个例子，他跟我合作的时候还是很独立的，带着一帮兄弟在拍摄，我们加入以后引进了非常规范的制片规则，从剪辑，制作到走国际电影节。合作了几个影片，他现在越走越稳了。现在纪录片当全职业还是挺难的，特别是导演，制片和剪辑还可以。很多导演是两个轨道共同进行，他有一个经济生活的轨道，跟这个创作并行，这个是一个常态。现在终端变化很快，观众移动的速度也很快，以前以电视台为核心，现在变成新媒体为核心，非线性的观影开始暴增。这个对于创作端得跟上。现在新媒体成为一个看纪录片的新渠道，纪录片的社会成分会越来越活跃。就代表纪录片有更高的产值，供应量越来越多，因为拍摄的终端越来越低，头部资源比较容易进入这些平台。电影节会越来越多纪录片，创作端接下来将会经历一个新的重组，体量将越来越大，平台将以电影节为雷达，抓取头部资源，然后会循着这些创作端去订制他的下一部作品。蒋显斌：我们十年拍100部纪录片基本达标了。要怎么面向新的观众，这个是最近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因为新的观众移动以后，创作者能不能跟上时代很重要。CNXE其实是一个制片人系统，我们过去主要做创作方面的事儿，从筹拍、制作、剪辑，到电影节就结束了。现在传播这块很费劲，我们也在做一些调整。我们在台湾做了很多尝试，做了一个电视台，24小时播放纪录片，也培育了一个影音串流平台，Giloo纪实影音，Giloo闽南语是记录的意思。目前在跟一些电影节合作，这个事情还在试验中。另外，头部的纪录片可以去电影节，中下的这部分去哪里？这也是一个问题。每年奥斯卡收到的这么多影片，都是制作精良的，但是最后被知道的也就是那十多部。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这是纪录片如何寻找受众的问题。这就是长尾理论，90%的人去看到10%的作品。从故事片来讲，大家都要往头部区攻，纪录片不是这样，纪录片是社会驱动的，它不是金钱驱动，所以当它拍完以后没想过去攻头部区，它最后要在长尾中找到分众。怎样让每部纪录片诞生后找到它该有的观众，怎么去经营每个影片的影响力，这得好好思考。蒋显斌：我们平常有五部影片在制作，接下来我们希望把CCDF的培训拉得更广一些，每年一次感觉不够，希望有更多的培训工作提供给有志加入纪录片的工作者。我们现在正在规划未来十年做什么事儿，比较清晰的时候会公布。推广|合作|放映 加微信☞zhanglaodong投稿|转载|影迷群 加微信☞aotujing-doc